作者:路石
我有个忘年交叫梁文友。他是原琼崖乐会人，也就是现在海南万宁龙滚镇南岸村人。这里是中国共产党在琼崖大革命时期的红色老区。
梁文友年4月18医院悄悄地走了。他静静地离开了他的孩子们，离开了他追随一生的党组织。
时隔一年多了。梁文友身上的那种忠诚于信仰的品格精神依旧在我脑海里，仍旧在激励着我们。
梁文友的父亲叫梁启华。他是琼崖早期的共产党人。一九二六年上半年，中国共产党在海口秘密成立了中国共产党核心组织，中共琼崖地委。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国民党反动派
发动了反革命政变，他们在全国到处抓扑和杀害共产党人。
四月二十三日，中共琼崖地委书记王文明接到广东上级秘密指示，带领地委和革命骨干从海口市迅速潜入乐会一带乡村。为了加强琼崖革命力量，琼海谭门镇的杨善集奉命从广州回到琼崖，他和王文明成立了中共琼崖特委。
琼崖这些早期革命者根据上级党组织指示，决定举行武装总暴动，与国民党反动派反革命叛变针锋相对叫板。
梁文友的父亲梁启华是地下中共党员。他跟随中共琼崖特委书记杨善集和武装大队指挥官陈永芹参加嘉积镇椰子寨暴动。杨善集和陈永芹在与敌人战斗中英勇牺牲。梁启华等同志被抓进国民党监狱，梁文友的父亲梁启华坚贞不屈，最后被敌人杀害。
当时，梁文友不满周岁，他母亲何国容抱着他到监狱看望梁启华。梁文友两只眼睛直直盯着遍体鳞伤的爸爸，不哭也不闹。让不怀好意的国民党办案人员格外失望。
等梁文友长大懂事后，母亲何国容就开始对他进行“童心向党”教育。何国容经常告诉他：“别忘记你父亲是怎么死的，你长大就是跟共产党走，为他报仇啊！”梁文友从小不善言谈，但是母亲的话，他记在心里，并且发了芽。他陪着母亲与国民党爪牙做斗争，等待机会报仇。
在梁文友十六岁那年，日本鬼子打进了琼崖。中共琼崖全权代表、特委书记冯白驹动员全琼崖军民一起抗击日本侵略者。何国容有位亲戚是中共秘密交通员。他来我家对何国容说，部队缺人手，孩子可以去了。何国容二话不说，马上收拾两件衣服，揽腰捆在儿子梁文友的身上。何国容对儿子说：“你别想家，不要回头，跟着冯白驹去干革命去吧。记住，别忘了你父亲怎么死的。”
梁文友就这样参加了冯白驹的部队。那天晚上，他跟着交通员离开了何国容，离开了村子，磕磕碰碰地进了六连岭深山。交通员离开梁文友家的时候，还转身向何国容挥挥手。小小的梁文友却没有回头，他和另外一个小活伴，昂着头一直朝前走。
梁文友走进冯白驹的部队后。他参加了许多战斗，不怕死不怕苦，就是经过自己的村庄也不回家。一九四六年五月，梁文友在火线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曾经担任过基干队队员，特务大队警卫员，永胜队政务员，琼崖纵队第三总队警卫连政治指导员、炮兵连政治指导员。琼崖纵队第三总队二团三营八连政治指导员。他参加过一九四五年抗日阻击战，日军投降后又积极投入锄奸行动。一九四七年九日他参加了六连岭保卫战；一九四八年九月秋季攻势牛漏岭战斗，李振亚副司令就是在这场战斗中牺牲；一九四九年三月开始了春季攻势，梁文友参加了海岸岭战斗及东方九所战斗；一九五零年四月夏季攻势，他参加围攻文昌重兴战斗后，又继续参加定安岭口伏击战；一九五零年四月17日解放海南前夕的福山白莲战斗，一九五零年四月下旬，梁文友率领全连奔赴到定安实施剿匪行动。
冯白驹带领琼崖纵队接应南下大军，解放海南岛后，梁文友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海南军区林业工程第一师第一团任福利股股长。
梁文友是党的人，党指向哪里他就冲在哪里。他一九五五年五月转业后，奉命率领团队前往万宁县组建海南农垦新中农场，他担任党委书记。梁文友曾经担任海南农垦那大机械厂党委书记，广州军区生产建设兵团第五师机械厂厂长，海南农垦海口机械一厂党委书记，海南省海南农垦局工业处处长。
梁文友离休后，他还是一片丹心向着党。他带领后代人写红色书，拍摄红色电影，他自己写回忆录。他带领一批“红色二代”到处传播中共琼崖革命史。梁文友自认为还很年轻，还可以为党做很多事。
有一次，梁文友住院了。这是很正常的事，谁身体没点小毛病？有一天，原单位的领导来看望他。领导还带来了一位大领导。这位大领导竟然是省长，而不是副省长哦。
啊！省长还知道我，亲自到这里看望我？天啊！我的党啊，我一生最在意的“信仰”！父亲拉住蒋定芝省长的手，发亮的眼睛盯着自己的亲人，嘴角一直颤抖。梁文友伯伯啊，他一直感觉他的党就在自己身边。
去年，梁文友生命弥留期间，他最后的愿望是要在党一百周年这个“七一”的时候，交一次特殊党费，再用文章向党倾述一位七十五年党龄的老党员的心里话。
可惜，梁文友的愿望成了遗憾。6月28日，梁文友的儿子梁明洲代表父亲郑重地将一笔一万元党费“补交”到海南省农垦老干部服务中心党支部。梁明洲按着父亲梁文友的嘱托，为祖父梁启华“补交”了元特殊党费，祝福我们的党光辉走到一百周年。
“孩子,如果这次我过不去，你一定要帮我交了这笔特殊党费，让我尽一个老党员的微薄之力。”这是梁文友对儿子梁明洲的政治交代。当儿子给病榻上的父亲喂饭时，虚弱的父亲每吃下一口饭，都要趁着停下来咀嚼吞咽的间隙，一遍遍地用严肃的语气叮嘱梁明洲：你一定要交上这两笔特殊党费。
为了庆祝中国共产党的一百周年，梁文友在没住院前，就兴致勃勃地筹备如何为党的“百岁”撰写文章，抒发他对党的信仰。如今文章已经被收集进相关文集。
在住院期间，94岁高龄的梁文友是乐观的。他积极配合治疗，一边忍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痛苦，另一边给医护人员和病友们讲述自己的革命经历，激励他们永远向上。那段时间，梁文友总是对大家说，“我一定会好起来，到建党一百周年时，我还要给大家讲上一堂党课。”
如今哪，梁文友伯伯这份质朴的诺言仍时常在我心中响起。他的红色信仰犹如一条蜿蜒河流，流淌了他的人生，也浸润了他走过的足迹，为他们梁家后人，为熟悉他的人们留下了一份感动的印痕。
梁文友生前总是带着自己的一双孙儿女看望革命遗址和老区，经常领着十岁出头的孙子，不足十岁的孙女参加各种红色文化活动。他给孙辈们唱红色歌，在母亲何国容的遗像前讲述琼崖革命故事。如今爷爷走了，孙子和孙女学习很好，立场很坚定。当电视上播出日本国领导人对中国叫嚣的画面，梁文友的小孙子大声说：“你来喽，我踢死你们，信不信？”当我们大家一起回忆起梁文友伯伯时，两个孩子眼睛里透出一种坚毅的光。
梁文友伯伯真的走了。那一天，他在自己家人的陪同下，默默地，静静地回到老家，回到了他自己的爸爸梁启华、妈妈何国容身边。
伯伯，我们的榜样，我们永远怀念您。革命基因必定代代相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