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时期,利玛窦使团的运河北上之行有何收

引言

明朝时期,利玛窦使团的运河北上之行有何收获?从踏入中国之始,利玛窦便将进入北京传教作为自己的最终目标。他于年在肇庆建立了“仙花寺”。

为了吸引中国的士大夫和民众的注意,利玛窦在教堂陈设了许多西洋奇器,如自鸣钟、千里镜、三棱镜、日晷和坤舆全图等。

这些西洋奇器,有些是从教会寄来的,有些则是就地取材自制而成。

“仙花寺”后来被两广总督刘继文占为己有,利玛窦到韶州、南雄继续传教,后又北上经过赣州、南昌,抵达了明朝的陪都南京。

在南京,利玛窦终于获得进京的机会,先后两次通过运河北上。

利玛窦教团第一次运河北上之行,是借由海南琼州府定安县人、南京礼部尚书王弘诲回北京述职的契机,与之同行。

“王尚书看到神父们进贡的事在南京无法进行,又不能袖手不管,因为他已收了神父们许多礼物,便决定带你们去北京,希望通过与他有交情的太监,使神父们能接近皇帝,并呈上贡物。”

王弘诲由陆路先行,让利玛窦等人跟着他的行李船从水路前行。但由于王弘诲向老朋友应天巡抚赵可怀写信介绍了利玛窦,因此,在南京被热情好客的赵可怀强留了十天。

最后,赵可怀派人将利玛窦送到江边的船上,并附赠路费。利玛窦乘船一路追赶,在淮安赶上了他们一行的郭居静等人,一起前行,经过山东,到达天津卫。

一、利玛窦使团的运河北上

当时此地正在集中水师援助朝鲜抗倭,形势紧张,但由于是尚书的官船,因此顺利过关,进入北京地区。

“最后他们上了岸,不是在码头上,而是在离北京城墙约一日路程的河岸上。”虽然这里有一条运河通往北京城内,但基本上只运送朝廷的货物。

“所有其他货品均由马车或驮马或搬运夫运入城内”。他们顺利地到达了北京。关于第一次北上的运河体验,利玛窦有所交代。

他介绍了运河的情况:“为了从南京由水路到达北京皇城,中国的皇帝从这条河到另一条由于它那汹涌流水的颜色而叫做黄河的河流,修建了一条长运河。”

然后讲述了所乘的交通工具是速度较快的“马快船”。利玛窦等人虽然搭乘了王弘诲托运行李的船,但“为了在航程中有更多的自由”。

“宁愿另外包一间房舱,而不愿和仆役们在一起。它还向他们提供充分的地方存放行李”。

放在船中送给皇帝的礼物,有一个木刻的世界地图,附有利玛窦用中文写的简略说明。虽然他们有自己的船舱,但由于天气炎热而病倒,所幸在到达北京之前都已痊愈。

利玛窦等人还胪列了此次运河之行的具体路线及其纬度情况:这次旅行沿途经过的主要地点是:南京省的扬州,纬度2度;淮安,约4度;徐州,经充分测定为41/2度。

山东省的济宁52/度;临清72/度;北京省的天津91/2度;北京整整40度。这就纠正了那些只凭想象认为北京位于纬度50度的人的错误。从南京到北京为5视距尺。

利玛窦一行的第一次运河之行虽然旅途顺利,但结局并不成功,未能将礼物呈递给皇帝,更未能在北京立足。

他们到达北京后,找到从陆上先行而来的王弘诲尚书,请他帮助约见皇帝。王弘诲联系所熟识的皇宫太监,想让太监将利玛窦等人的献礼申请转呈皇帝。

这个太监要求先看看利玛窦和他们给皇帝带来的礼品。

在王弘诲府中约见后,“玛窦神父让他们看了自鸣钟、十字架像、一尊圣母雕像、一座八音琴,这类东西是中国人甚至于闻所未闻的,还有两个玻璃三棱镜”。但圣母像不慎被摔成三截,被拼接起来后,当成古董对待了。

最后,太监提出向利玛窦等人学习点金术,当要求无法得到满足后,他就未再帮助利玛窦转递申请。

“由于抗倭援朝战事前途未卜,无人敢冒大不韪,替这些外国教士在喜怒无常的万历皇帝面前疏通”。王弘诲也深感兹事体大,未再过问利玛窦献礼之事。

利玛窦等人在北京盘桓两个月后,毫无进展,被迫回到南京。

“他们就低价租了一艘船上的位子启程回去。回程的空船装载旅客几乎是不要什么钱的;但这一次船主的贪婪使得这艘船非常不适于乘坐,因为它缺少武器的保护并且没有足够的水手。”他们的回程,“整整用了一个月的工夫才到达临清城”。

由于运河结冰,只好等到春季再继续运河之旅。利玛窦等人困在临清时,也对它有所观察。

认为:“临清是一个大城市,很少有别的城市在商业上超过它。不仅本省的货物,而且还有大量来自全国的货物都在这里买卖。因而经常有大量旅客经过这里。”

为了尽快回到南京,利玛窦同两个仆人取道陆路去南方,其他人则留在临清看守行李,待冬季结束冰雪融化之后再回南京。

二、第二次北上

第一次运河北上之旅未达成预期目标,回到南京的利玛窦经过一段时间的休整后,决定开启第二次北上京师的行程。

临行前,利玛窦等人对礼物“进行一些装饰性的最后加工”,使其更具吸引力。

利玛窦特意为刚收到的一座大自鸣钟制作了一个精美又合身的柜子,这座钟放进了一座有四根柱子的罩子里。

柜子四面都装有可折门。时刻在钟面上用中文大写字标出,有一只雄踞的鹰,鹰嘴对准时刻。钟顶形成美丽的拱形,有各种各样的花叶纹雕刻作装饰,还刻有十分精致的龙。

利玛窦等人深知“龙在中国是皇权的象征,除了皇室之外,谁都不准用龙来作为徽记。在皇宫里,一切家具都饰有龙形,有的是浮雕的,有的是绣的或画的。这只钟有相宜的黄金和中国雄黄即朱砂的装潢作装饰。它是一件可以在欧洲很好展出的装饰品”。

显然,利玛窦为了能让礼物受到皇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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